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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战略·人文?|?李庆本:跨文化环形旅行:中西文学关系再思考(中)

跨文化战略2018-06-20 04:45:11

跨文化环形旅行
中西文学关系再思考(中)
李庆本
王国维的悲剧理论无疑是来源于叔本华,他在《红楼梦评论》中说:“由叔本华之说,悲剧之中又有三种之别:第一种之悲剧,由极恶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者。第二种,由于盲目的运命者。第三种之悲剧,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此种悲剧,其感人贤於前两者远甚。何则?彼示人生最大之不幸,非例外之事,而人生之所固有故也。若前二种之悲剧,吾人对蛇蝎之人物与盲目之命运,未尝不悚然战栗;然以其罕有之故,犹幸吾生之可以免,而不必求息肩之地也。但在第三种,则见此非常之势力,足以破坏人生之福祉者,无时而不可坠於吾前;且此等惨酷之行,不但时时可受诸己,而或可以加诸人;躬丁其酷,而无不平之可鸣:此可谓天下之至惨也。”[1]

叔本华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王国维的这段话是对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英译本的一种节译。[2]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叔本华提到的第一类悲剧有莎士比亚的《查理三世》、《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席勒的《强盗》(佛朗兹·穆尔是这一剧本中的人物,是卡尔·莫尔的弟弟,为了谋夺家产,阴谋险害卡尔),欧里庇德斯的《希波吕托斯》和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

第二类悲剧有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特剌喀斯少女》,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莉叶》,伏尔泰的《坦克列德》,席勒的《梅新纳的新娘》;

第三类悲剧有歌德的《克拉维戈》和《浮士德》,席勒的《华伦斯坦》(麦克斯和德克娜则是这一剧本中的一对年轻情人),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高乃伊的《熙德》。

王国维的译文可以说是与叔本华关于悲剧理论的首次的“跨语际遭遇”,通过比较它与叔本华的原文,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王国维并没有逐字逐句地翻译叔本华的原文,而是采用了摘译的方式,这可以解释为对于叔本华所提到的一些外国文学作品,王国维有可能并不熟悉,所以采取了回避的办法,另外,我们也可以解释为,叔本华提到的那些众多的文学作品,对于王国维而言并没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的真正意图是用来说明《红楼梦》的悲剧性;

第二、王国维的翻译采取了意译的方法,例如,他用“蛇蝎”颇具具象意味的词翻译wickedness这一抽象词,而石冲白则译为“恶毒”,而实际上“蛇蝎”虽不如“恶毒”那样与wickedness具有在辞典意义上更紧密的对应性,却更能传达wickedness的丰富内涵,同时也更加符合汉语的表意功能;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叔本华悲剧理论在西方语境中所特指的那些作品被取消,使得叔本华的理论文本的符号能指从“所指”中分割脱离出来,使得原来的能指成为“滑动的能指”,而指向了汉语文本《红楼梦》,所谓“若《红楼梦》,则正第三种之悲剧也”。[3]我们知道,在叔本华的理论语境中,第三种悲剧指的是《浮士德》等一系列西方悲剧的,而在王国维看来,《浮士德》并不是第三种悲剧的典范,《红楼梦》更能代表第三种悲剧的极致,他说:“法斯德(浮士德)之苦痛,天才之苦痛,宝玉之苦痛,人人所有之苦痛也,其存于人之根柢者为独深,而其希救济也为尤切,作者一一掇拾而发挥之。”[4]这样,在叔本华的悲剧理论与《红楼梦》之间就形成了一种颇具意义的“互文性”关系。

歌德《浮士德》

通过考察叔本华所提到的这些西方悲剧,我们还会发现在叔本华的悲剧理论中,并没有把“大团圆”结局作为悲剧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要素来考虑。比如《查理三世》、《熙德》就是以坏人得到惩处、有情人终成眷属而结局的。作者高乃依是很明确地把《熙德》作为悲剧来看的,他说:“我们要确立一种原则,即悲剧的完美性在于一个主要人物为手段引起怜悯和恐惧之情,例如《熙德》中的唐罗狄克(罗德里克)和《费奥多拉》中的普拉齐德就是这样人物。”[5]叔本华也指出了《熙德》没有一个悲惨的结局,但却仍然把它看成是第三种悲剧的代表,可见他也是并不太在乎是否以团圆结局的。

与之不同,王国维却非常重视《红楼梦》的悲剧结局,并把它上升到与“国人之精神”相对照的高度,这成为王国维极力推崇《红楼梦》文学价值、将之置于世界文学名着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

那么,为什么说《红楼梦》是第三种悲剧呢?王国维解释说:“兹就宝玉、黛玉之事言之:贾母爱宝钗之婉嫕,而惩黛玉之孤僻,又信金玉之邪说,而思压宝玉之病;王夫人固亲於薛氏;凤姐以持家之故,忌黛玉之才而虞其不便於己也;袭人惩尤二姐、香菱之事,闻黛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之语,惧祸之及,而自同於凤姐,以自然之势也。宝玉之於黛玉,信誓旦旦,而不能言之於最爱之之祖母,则普通之道德使然;况黛玉一女子哉!由此种种原因,而金玉以之合,木石以之离,又岂有蛇蝎之人物、非常之变故,行於其间哉?不过普通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由此观之,《红楼梦》者,可谓悲剧中之悲剧也。”[6]

贾宝玉与林黛玉

在王国维看来,宝黛之爱情悲剧,并不是由于坏人从中作梗,也不是由于命运的安排,而完全是由于剧中人彼此的地位不同,由于他们的关系造成的。这些人物的所作所为并不违背普通之道德,也符合通常的人情,悲剧就发生在通常的境遇之中。也正是由于这一点,这种悲剧的效果就更加可悲因为虽然第一种和第二种悲剧也非常可怕,但人们却终会认为极坏的人和可怕的命运毕竟会远离我们,我们会存有侥幸的心理,而第三种悲剧却就发生在跟我们相同的人物、相同的境遇之中,我们也免不了会遇到这样的悲剧,所以就更加可怕。所以王国维才由此断定,《红楼梦》是悲剧中的悲剧。

对此结论,钱钟书先生却有自己的看法。他在《谈艺录》中指出:“王氏(指王国维)於叔本华着作,口沫手胝,《红楼梦评论》中反复称述,据其说以断言《红楼梦》为‘悲剧之悲剧’。贾母惩黛玉之孤僻而信金玉之邪说也;王夫人亲于薛氏、凤姐而嫉黛玉之才慧也;袭人虑不容於寡妻也;宝玉畏不得於大母也;由此种种原因,而木石遂不得不离也。洵持之有故矣。然似於叔本华之道未尽,於其理未彻也。苟尽其道而彻其理,则当知木石因缘,侥幸成就,喜将变忧,佳耦始者或以怨耦终;遥闻声而相思相慕,习进前而渐疏渐厌,花红初无几日,月满不得连宵,好事徒成虚话,含饴还同嚼蜡。”[7]

在钱钟书看来,王国维虽然看到了《红楼梦》中人物之间的通常关系造成了宝黛二人的悲剧,因而断定《红楼梦》是“悲剧中的悲剧”,这是持之有故的,但却并不符合叔本华的原意,按照叔本华的悲剧理论,应该让宝黛二人成婚,然后“好逑渐至寇仇,‘冤家’终为怨耦,方是‘悲剧之悲剧’。[8]

由此出发,钱钟书认为王国维生引用叔本华的理论来评论《红楼梦》,不免削足适履,作法自弊。他说:“夫《红楼梦》,佳作也,叔本华哲学,玄谛也;利导则两美可以相得,强合则两贤必至相厄。”[9]

钱钟书《谈艺录》

钱钟书的批评过于严厉了。且不说叔本华的悲剧理论是否真的都要求“好逑渐至寇仇”,而实际上叔本华所引用的悲剧中大多都没有达到这一要求,就是真的对叔本华的原意有所误解,也是可以理解,可以原谅的。这也恰好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王国维并非像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是生硬地照搬西方的理论来阐释中国的文学作品,而是对叔本华的悲剧理论进行了改造,这样的改造即使可以说是对原作的“误读”,那也是积极的有意义的“误读”。

当然,我们必须指出的是,仅仅把王国维的工作说成是误读,那是远远不够的。赛义德在他着名的《理论旅行》这篇文章中,曾经非常详实地比较了卢卡奇与戈德曼两人的思想理论的差异,但他并不承认作为卢卡奇的弟子的戈德曼是误读了卢卡奇的理论,他指出:“我们已经听惯了人们说一切借用、阅读和阐释都是误读和误释,因此似乎也会把卢卡奇—戈德曼事例看作证明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所有人都误读和误释的又一点证据,倘若下此结论,那就太让人失望了。这样的结论所暗示的首先是,除了唯唯诺诺地照搬字句外,便是创造性的误读,不存在任何中间的可能性。”[10]

而赛义德的看法恰好相反,他认为“完全可以把(出现的)误读判断为观念和理论从一种情景向另一情景进行历史转移的一部分”。[11]而赛义德的“理论旅行”正是要突出历史和情景在卢卡奇思想变成戈德曼思想的过程中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而对于叔本华的悲剧理论向汉语语境的旅行过程中,就不仅仅是1919年的匈牙利与二战以后的巴黎这些历史情景的因素,更有着一个欧洲文本向非欧洲文本旅行的不同文化的因素,因此是一次跨文化的、跨语际的旅行。

而实际上,钱钟书先生对叔本华也存在着误读。按照叔本华的说法,悲剧是由于“意志内部的冲突,在他客观性的最高阶段里,得到最全面的展开,达到可怕的鲜明的地步。”(It is the antagonism of the will with itself which is here most completely unfolded at the highest grade of its objectivity, and which comes into fearful prominence.[12])也就是说,悲剧的根源就在于“意志的内部冲突”。叔本华说最能体现他的悲剧理想的是歌德的剧本《克拉维戈》,他称这出悲剧可以算是“最完美的典范”,“虽然,在其他方面,这出戏远远赶不上同一大师的其他一些作品。”[13]

歌德 《克拉维戈》

我们知道,《克拉维戈》是歌德早期的作品。这个剧本完全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1774年2月,法国作家博马舍发表回忆录片断,追叙他的1764年的西班牙之行。其中讲到他为自己的一个妹妹的亲事所做的一场斗争。这个妹妹的未婚夫是西班牙王室档案馆馆长堂·约瑟夫·克拉维戈。此人两次破坏诺言,欲毁婚约。博马舍帮助妹妹揭露了这个忘恩负义之徒。歌德读到回忆录,觉得内容颇有戏剧性,后来仅用八天时间,一口气写成了这个剧本,并于1774年5月发表。

如果我们把这个剧本看成是作者在有意谴责克拉维戈这个反复无常、忘恩负义的小人,那就是太表面化了。实际上,打动读者的恰恰是主人公的优柔寡断、犹豫不决,因为面对社会地位和自己爱情的两难决断的时候,这种优柔寡断、犹豫不决其实是人之常情,它不应该受到特别的谴责。

在剧本中,克拉维戈以其学识渊博,奋发上进,受到了国王最高当局的赏识,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当上了王室档案馆的馆长,如果他放弃原来与玛丽的婚约,娶一名贵族姑娘为妻,就会有更美好的前程,甚至成为部长;而另一方面,他却无法彻底忘情于往日的恋人玛丽·博马舍,那样做,他显然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与社会谴责,尤其是来自女方哥哥博马舍的责难,因为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正是玛丽给了他极大的安慰与帮助,他对她的爱情火焰也并没有完全熄灭。

按照叔本华的说法,这就是“意志的内部冲突”,是克拉维戈内心对社会地位的欲望与对爱的欲望的极大冲突。这种冲突所造成的悲剧,不是由极恶的人,也不是由命运所造成的,而根置于人之常情,所以才显得格外可怕。也许有人会说,悲剧的发生是由于克拉维戈的朋友卡洛斯挑拨离间的结果,卡洛斯就是一个恶人,表面上看,似乎如此。但细读文本,人们会发现,卡洛斯的话语不过是克拉维戈内心追逐名利欲望的一种表征,作者不过是将克拉维戈的内心所想通过卡洛斯的口明确地表达出来而已。正像剧本中卡洛斯的台词所说的那样:“这种火花在你心里沉睡,我要把它吹旺,直到他燃起火焰”。在这里,卡洛斯成为一个“镜像”,折射出克拉维戈内心的极大冲突,正是这种冲突,才造成了悲剧的发生;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对于《克拉维戈》这个并非是歌德最优秀的剧本,叔本华却情有独钟,因为它确实体现了叔本华的悲剧理想。

根据《克拉维戈》改编的芭蕾舞剧海报

与钱钟书先生“好逑渐至寇仇”的说法明显不同,作者并没有让克拉维戈和玛丽成婚后,再成“寇仇怨耦”,其结局是,玛丽听到克拉维戈逃婚的消息后,旧病复发,痛心而死,而克拉维戈得知她的死讯后,也万分懊悔,跪在棺材前,最后被怒不可遏的博马舍用剑刺死。临死前,克拉维戈拉着博马舍等众人的手,请求他们的宽恕与和解,至此,“意志的内部冲突”得以解脱,叔本华的悲剧理想得以实现。由此可见,钱钟书所说的“好逑渐至寇仇,‘冤家’终为怨耦,方是‘悲剧之悲剧’”,只是钱钟书先生自己的理解,尽管这种理解来源于叔本华的悲剧理论,也可以成为一种有效的解读,却并不完全等同于叔本华悲剧理论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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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王国维文集》第一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1-12页。
[2] Arthur Schopenhauer, The World as Will and Representation,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1999, pp254-255. [德]叔本华着,石冲白译:《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82版,第352——353页。
[3]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王国维文集》第一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2页。
[4]同上书,第9页。
[5] 高乃依:《论悲剧以及根据必然律与或然律处理悲剧的方法》,《西方文论选》(上),伍蠡甫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261页。
[6]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王国维文集》第一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2页。
[7] 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49页。
[8] 同上,第351页。
[9] 同上,第351页。
[10][美]爱德华·W.赛义德着,谢少波等译:《赛义的自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8页。
[11] 同上。
[12] A. Schopenhauer, The World as Will and Representation,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1999, p253.
[13] 同上,第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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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庆本,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现为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学科带头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学科基地山东大学文艺美学中心兼职教授、哈佛人文访问学者协会副会长、全国青年生态批评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文艺美学、比较诗学的跨文化研究,并致力于生态美学、文化产业政策的研究。着有《跨文化阐释的多维模式》、《文化创意产业“北京模式”与“昆士兰模式”比较研究》等。


编辑:李闫嘉